上海外国语大学侯艳萍副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教育科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一年两考制度下上海市高考英语听说测试改革反拨作用研究》(课题批准号：GJK2017006)。课题组主要成员为：刘敏、陈慧麟、刘宝权。　　

       一、内容与方法　　

　　1.1 研究目的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确定以上海和浙江为试点，推进国内高考制度重大改革。2017年起，上海新高考方案全面实施，其中，外语科目高考进行重大调整：首次实行一年两考（1月和6月）；在保持了原有的笔试和听力部分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专门的听说测试，将原来上海市学业水平考试中的口试（听说测试的前身）升级为高考必考项目，并以满分10分计入高考成绩。

　　上海现行的英语高考听说测试（以下简称“听说测试”）共包含两个部分，Speaking 口语部分和Listening and Speaking 听说部分。口语部分包含有句子朗读、段落朗读、情景提问和看图说话；听说部分包含有快速应答和听短文回答问题。考试形式上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考生的听力测试和口语应答的答案通过计算机和专用耳麦被录入，并通过服务器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进行智能评分。

　　表1“英语听说测试”内容、题量和计分

　　注：听说测试最终折半为10分计入高考总成绩。

　　虽然上海高考英语口试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口试一直以来未计入高考总分，只是作为部分高等院校及部分专业录取时的参考依据之一, 而且过去的高考评价主要还是采用纸笔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高中外语教学对语言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的综合运用还不被重视，高考英语成绩也并不能全面地反映考生的语言能力（郑方贤, 2016）。此外，正是由于笔试的高利害性与口试的低利害性之间的鲜明对比，部分高中，尤其是高三的教学，只重视听、读、写，而忽视甚至是无视口语，对英语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反拨作用（徐雯, 2016）。因此，上海英语高考新方案的变化尤其是听说测试的加入必将带来外语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变化。

　　然而，虽然作为大规模高风险考试的高考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不断改革创新，推出新的考试形式和做法，但是对于这些革新措施的反拨效应研究还相对比较滞后。上海的试点高考方案中，实行一年两考，取较高一次成绩计入总分；将听说测试部分正式纳入总成绩都是重大的改革举措，不仅凸显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促进高考科学性和公平性的决心，也体现出由对单纯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考察转向在鲜活的语境中考察语言交际功能运用的命题指导思想，更加突出了对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考查，这样的变动势必会对高中英语教学产生较大的影响。Bachman和Palmer(2010)指出，测试开发机构希望其开发的测试给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带来有益的结果，那么，作为大规模高风险考试的高考改革，一年两考制度下加入了英语听说测试的上海英语新高考是否可以真正有效地促进高考的公正公平性以及是否真正对教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还有待研究。因此，在当前国内高考英语大规模调整和改革的背景下，围绕新高考反拨效应，尤其是听说测试反拨效应的研究有待应时顺势开展。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总体框架如下：

　　在前期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全面了解研究课题的理论依据和同类研究的现状，明确该课题的研究空白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的提炼出本课题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拟定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的研究工具，并经过多轮预测和试测对研究工具进行完善。接下来分别采集问卷和定量研究数据和访谈的定性研究数据，并用不同的手段进行处理，最后将数据进行分析、比对、综合，结合前面的研究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相关结论。

　　1.2.2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探讨以下研究问题：

　　1) 高考英语听说测试的实行对高中英语教学产生了怎样的反拨作用？

　　2) 不同层次和区域的学校在听说测试的反拨作用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 上海市高考英语听说测试一年两考的科学性和改革成效如何？

　　二）理论梳理

　　基于研究问题综合梳理相关文献，文献涵盖一年两考、英语测试反拨效应研究、高考英语听说测试研究、高考英语听说测试反拨效应研究等。

　　三）研究工具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Creswell 2013)。首先收集定量的研究数据，然后根据定量数据的分析结果确定定性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在本研究中，定量数据主要通过问卷收集，定性数据主要通过访谈和小组讨论的方法收集。主要研究工具为：

　　1. 调查问卷

　　参考Alderson & Wall（1993）, Bachman和Palmer(1996)，和《教育与心理测试标准》(AERA, APA, & NCME, 2014)，针对高考英语听说测试命题专家、学科负责人、高中英语教师分别设计问卷，了解他们对于高考英语听说测试改革具体措施及其反拨作用的评价。问卷从对听说测试一年两考改革的科学性及改革成效的看法、对听说教学态度的影响、对听说教学方法的影响、对听说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的影响、对教师选择听说教材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别设计问卷,问卷采用择答（选择类题目）和做答（简答类题目）形式，择答题采用单选、多选、五级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做答题采用填空和简答题形式，问卷设计完成后，将首先在小规模内进行预测和试测工作，并基于试测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

　　2. 访谈提纲

　　本研究中的访谈纲要主要用于收集访谈数据。该纲要的设计基于定量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纲要共包括10个问题，形式为一对一访谈和小型会议，主要对全部高考英语听说测试命题专家和部分学科负责人及高中英语教师对于一年两考制度下的高考英语听说测试改革的反拨作用看法进行收集。所有谈话将被录音并进行数据转写分析。

　　四）预试测

　　开展小样本预试测，检查所有择答类型试题的质量（难度、区分度及猜测度）与所有做答类型试题的评分信度，基于预试测结果，完善试题。

　　五）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数据于上海市高考英语听说测试大规模集中阅卷时进行数据收集。

　　六）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定量研究数据将主要通过SPSS 21.0 进行分析，采用数据处理方法有描述性统计、频数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定性数据将采用分析归纳法(analytic induction)处理相关数据，主要采用NVivo11.0 进行数据的转写、编码和分析。

　　七）研究结果

　　基于以上数据分析，依次回答以上研究问题，并综合得出关于上海市高考英语听说测试一年两考科学性及改革反拨效应的研究结论，并将此研究结论以论文方式呈现。　　

　　二、结论与对策

　　2.1 研究结论

　　本问卷调查的参与者为来自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382名高中英语教师，包含372名高中英语一线教师及10名区教研员，其中包括58名男教师(15.2%)和324名女教师(84.8%)。从工作学校来源看，分为市实验示范性高中、区实验示范性高中、普通高中和民办高中四大类。从区域来看，分为中心城区和郊区，每类各自包含了8个区。职称分布上，按照初级、中级和高级分为三类。受访教师构成比例请见表2。另外有3名命题专家接受了研究访谈。

　　表2  受访教师构成比例（N=382）

　　2.1.1 高中英语听说课程基本实施情况

　　对于英语听说课程的实施情况，具体请见表3：

　　表3 高中英语听说教学情况

　　由上表可知，在听说测试改革实施之后，在所调研的高中内，有近五分之一的学校划拨了专门时间开设听说课程，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在日常的英语课上同时进行听说能力的训练，并有近一半的学校在专门开设了听说课程的同时还在日常英语课上进行听说能力的教学。专门的听说课程一般多以两周一次的频率在有人机对话功能的语音室进行，日常教学中的听说训练则被融入到平时的课堂活动中完成。

　　表4  英语听说教学方法与手段

　　由上表可知，在实践中常用的听说教学方法和手段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课本听力练习（66.9%）、在线试题模拟软件（64.5%）以及练习册模拟题（50.8%）。而教师们认为最为理想和有效的培养听说能力的方式则分别是生活中实践操练（53%）、英文广播视频（50.3%）以及外教课程（39.8%），即在真实的交际语境中实现对于听说能力的培养；而且，经过比对发现，在理想的培养手段与实际操作方法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实践差异：虽然仅有12.1%和9.1%的教师认为课本和练习册是最为理想的听说能力培养手段，但对这两种手段的选用率却分别高达66.9%和50.8%。此外，在线试题模拟软件深受高三教师的青睐（64.5%），可见在高三阶段，刷题的方式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策略。同样，“最理想”的三种培养手段在实践中真正为教师们采用的比例并不高。因此可见，听说测试的教学目前在很多学校中依然还是以应试为主，以练代教的情况比较多见，学校更多是靠反复操练的方法来训练听力技能，还不能真正做到在鲜活的语境当中切实培养考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表5  高中阶段英语听说课程开设情况

　　上表是受访学校开设英语听说课的情况：自从实施了听说测试以来，有超过70%的高中从高一开始就开展听说测试，有少部分学校还会对参加听说训练的学生事先进行分级考试以区分不同的班次，以做到更好地因材施教。近五分之一的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听说课专任教师并会开展听说的公开课和示范课活动，大概一半的学校在现有的期中和期末考试卷里增设了听说测试的内容。

　　2.1.2 教师对高考英语听说测试改革反拨效应的看法

　　研究接下来对第二部分中关于教师如何看待高考英语听说测试改革的20道5级量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明确该部分题目的构念效度，并达到降维的效果。首先需要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50,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显著（p=0.000）, 因此，第二部分量表题部分的结构效度比较理想，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特征值大1的因子，每个题项的因子负荷都在0.5以上，共提取到4个因子，方差总解释率达到80.288%，具体请见表6。

　　表6  前4个因子的负荷情况

　　表7是对旋转之后成分矩阵中每个因子的构成题项的分布。可以看出，因子1包含了7个题项，主要涉及高考改革后各个学校在听说测试教学方面的变化，因此命名为“听说测试改革对教学的影响”。因子2包含7个题项，主要多是关于教师对于听说测试实施意义及听说测试成绩的认识，因此命名为“对听说测试改革的评价”。因子3包含3个题项，是关于教师对于听说测试题型、分数分配和评分标准的了解，因此可以被称为“教师对听说测试的了解程度”。第4个因子包含3个题项，是教师对于高中阶段英语听说能力纲领性文件的熟悉程度，所以命名为“教师对听说能力要求的熟悉程度”。

　　表7   旋转原件矩阵  因子分析图

　　接下来，每个因子上的项目得分被相加之后取平均数，以计算出该因子的均值并对其进行统计描述。

　　表8  4个因子的描述统计

　　由上表可见，在四个因子中，均值最高的为第三个因子，即“教师对听说测试的了解程度”（M = 4.67, SD = 0.46），第一个因子“听说测试改革对教学的影响”和第四个因子“教师对听说能力要求的熟悉程度”, 均值相同，标准差也非常接近（M = 4.39, SD = 0.54/0.52）。第二个因子“对听说测试改革的评价”的均值最低 （M = 4.16, SD = 0.58），但所有四个因子的均值全部都在4分以上。所有因子最大值全部为5，最小值出现在第二个因子上，为2.29。

　　因子层面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整体看来，教师对于听说测试改革持肯定态度，评价较为正面。98.4%的教师对于新增加的听说测试非常关注，能够做到较为熟悉听说测试的题型设置、分数分配和评分标准。90.9%的教师认为加入听说测试后学校对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更加重视了，也增加了相应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来达到更有效培养学生听说能力的目的。其中在第一个因子“听说测试改革对教学的影响”所包含的题项内得分均值最高的单项题是“改革后更重视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M = 4.41, SD = 0.58），而紧随其后均值较高的单项题是“改革后更重视对听说测试应试技巧的讲授”（M = 4.40, SD = 0.56），略高于其他单项。这也说明，比起低年级时候教师们对于学生听说基础能力的培养，在高三阶段的英语听说测试教学中，教师们更加关注的是应试技巧方面能力的培养。另外，因子四的单项题项上得分均值都在4.32-4.45之间，说明教师们普遍对于《上海市高中英语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和《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等教学指导性文件中对于听说能力的要求都比较熟悉，为听说教学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质量保证。

　　随后，我们对问卷的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其次，我们将问卷中表示“正面影响大”（包括“完全正面”和“正面大于负面”）与“负面影响大”（包括“完全负面”和“负面大于正面”），以及“影响大”（包括“影响非常大”和“影响比较大”）与“影响小”（包括“影响非常小”和“影响比较小”）的类别进行合并后进行了数据描述统计分析。

　　表9 实施英语高考听说测试对英语教学各方面的影响

　　由上表可见，在实施听说测试对教学的影响方面，教师们在所有题项上的评价都是正面和积极的。除了在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时间分配等个别题项上得分稍低，其中绝大多数题项上都有超过70%的教师认同其正面影响，且没有任何教师对这些方面做出负面评价，这说明虽然新的考试内容的加入必定需要教师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可避免地会增大已有工作量，但是听说测试的改革总体上还是非常受到高中教师的认可和肯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表10 听说测试各方面对于英语教学的影响

　　根据上表，教师们认为在听说测试的各方面里对于英语教学影响最大的是考试能力要求、考试内容和考试评分标准，这几个方面都是关于标准和质量要求方面的指标，是教师们在教学当中需要参考的准绳，也是教师们最为关注的重点。

　　2.1.3  组间差异推断比较

　　考虑到高中阶段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政策的制定一般是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教师个体因素在这些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本研究中将差异分析的重点主要放在学校间差异（不同来源区域、不同学校类别）的比较上。

　　首先，针对听说测试改革在不同来源区域的学校产生的反拨作用的差异方面，分别在每个因子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的前提条件下，来源于不同区域（中心城区、郊区）的高中教师在因子1“听说测试改革对教学的影响”和因子3 “教师对听说测试的了解程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因子一：t =-2.518 , df =370, p <0.05 ; 因子3：t = -2.597, df =370, p <0.05）：来自于市区的高中英语老师认为听说测试改革对教学影响的程度显著低于来自郊区的英语老师（MD=-0.13）；来自市区的高中英语老师对于听说能力的要求的熟悉程度也显著低于来自郊区的老师(MD=-0.13)。而来源区域因素在因子2 “对听说测试改革的评价”和因子4“教师对听说能力要求的熟悉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11 来自不同区域学校的教师对于听说测试改革的影响和了解程度的看法差异

　　接下来，对于教师工作学校的不同类别是否会对听说测试的反拨作用产生显著差异，本研究进行的是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学校类别”为自变量，包含有四个水平（市实验示范性高中、区实验示范性高中、一般高中、民办高中），以四个因子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的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学校类别的教师在这四个因子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均 >0.05）。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各组别之间的均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均 > 0.05）。因此可以说，来源学校类别的特征在听说测试改革对各学校的教学反拨作用方面影响不大。

　　2.1.4 定性访谈数据

　　在随后对教师们进行的访谈中发现，教师们对于听说测试改革措施评价非常积极。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 考试效度更加理想；2) 真实性较以前有所提高；3) 对教学产生良性的引导效应。

　　教师K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加入了听说测试后的高考英语考核内容更加全面，对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有考察。将过去对纯粹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考察变为对语言交际功能和运用能力的实际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大提升了上海高考英语的考试效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项进步。” 教师M也指出：“从听说测试的考核形式上来看，考生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听力水平，在将材料听懂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口头回答。这样的考核方式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中语言交际活动，可以真正考察出考生的综合语言能力。” 教师J则从对高中英语教学作用的角度这样分析：“其实这么多年来听力课是一直都有，但是过去只通过刷题来练习听力的笔试题目，几乎从来不涉及口语能力。但听说测试计入高考总分后不同了，大家都更重视口语了。现在从高一开始就开有听说课，在平时的期中和期末考试中也加入了听说的内容并计入成绩，教师们也逐渐从教学和研究的层面上越来越多地关注听说教学，这种改变对于教学真正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而关于研究中发现的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差异性，也在教师访谈中得到了印证。某位来自上海市中心重点学校的H老师说到：“我们学校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较强，所以我们一般是将英语听说的能力训练融合到日常教学中，专门训练并不明显，专门应试的做法也不多。” 而另一位来自郊区普通高中的S老师则反映：“听说测试的实施对于郊区学校的影响要大于对于中心城区学校的影响，因为不同区域间学生听力发展不平衡。听说考试的加入对于郊区学校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学校为此专门设立了听说课。”可见，对于听说测试，郊区学校比城区学校重视程度更高。

　　2.1.5 一年两考的科学性以及教师对于一年两考的态度

　　关于一年两考科学性的考察是通过发放问卷和半结构性访谈来收集数据，问卷数据如下图：

　　表12 一年两考的科学性

　　由上表可知，有一半左右（51.8%）的教师认为一年两考有助于提升高考录取的科学性；有约46%的受访教师认为一年两考可以有助于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有教师在访谈中表示“两次考试取其优的操作可以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做法，避免因为考生一次考试发挥失常等偶发事件带给考生命运的影响。高考成绩实在是太重要了，一次失误的后果可能就是难以承受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选择两次考试中成绩较好的一次计入总分比之前的做法要科学，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进步。”关于两考之间的时间间隔，有63.6%的教师认为1月和6月的设置在相隔半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而“有助于在教学中更合理地安排教学计划”一项上仅有35.9%的教师认可，针对这一点在访谈中有教师提到：“考试提前了，1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打乱了教学进度，英语两考的考核范围是一模一样的，教学内容相同的情况下，第一次来不及准备。”

　　从学生的角度而言，超过一半的教师（65.9%）认为一年两考可以让学生增加实战经验，这也是唯一一项被超过半数的教师认可的好处。三分之一左右的教师认为一年两考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避免一次考试发挥不好带给学生的负面影响。而除了这两项之外的其他选项得分都不超过30%，“学生考试心态放松”以及“学生合理分配各阶段学习任务”两项的认同率都在20%-30%之间，而“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这一项只有6.5%的老师赞成，是比例最低的一项，可见教师们普遍并不是很认同该观点。有学科负责人这样反馈：“学生高三第一学期就要准备高考，实际上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而且第一次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不管成绩好与坏，只要没达到满分，绝大部分同学都是会选择还是参加第二次高考，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学业负担实际上是加重了。”

　　表13 实行一年两考的问题

　　对于一年两考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有超过70%的受访者都担心的是两次考试的难度差异难以做到绝对平衡，从而导致两次考试的成绩可比性受到影响。这也是所有问题中选择人数最多的一项。另外，担心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教学节奏被打乱”以及“导致学生更加应试”的分别有55.8%、44.5%和40%的教师，说明相当一部分教师对每年增加出来的这次考试对于原来教学节奏和学生负担以及学生对于考试的态度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担心。这也在后面的访谈中得到了印证。有教师认为第二次考试使得外语科目带来更加密集的授课任务，一年两考打乱了英语教学的总体安排，导致学生准备不够充分，增加学生的负担与教师职业压力。此外，对于选择人数低于30%的几个问题，可见大多数老师并不会特别担心“学习内容来不及完成”，因为主要学习内容会提前至上一学年末完成，压缩的只是备考时间，而并不太涉及课程内容的学完问题。教师们普遍对于“师资配备”和“标准化考场的配备”比较乐观，而教师们最为有信心的就是“师资自身的听说能力”，这与上海市整体的师资水平普遍较高，英语教师听说读写素质普遍比较均衡有关。

　　表14 实施一年两考对英语教学各方面的影响 (%)

　　上表关注的是一年两考对于英语教学具体多个方面的影响，由图表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教师都认为一年两考对于“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的深广度”、“教学的顺序速度”等方面都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对于以上项目选择“无影响”的人数占比均在三分之一左右。低于50%正面影响的两项分别是“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时间分配”，这两个变量上选择“有负面影响”的人数占比20%和16%，说明一年两考的实施的确加大了部分教师的工作量，对教学时间的安排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结合高风险考试的压力，从而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疲惫感。这一点在后面的访谈部分也得到了一定的印证。有教师反映：“每年新增加一次高考的机会，任何考生和老师都不会掉以轻心，一定也是拿出百分比的努力去对待。因此，对于老师来讲，我们会希望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就把学生的各方面状态都调整到最好，那就需要比以前提前半年完成考试准备，这势必会增加教师的相当一部分工作量。所以一年两考对老师而言，压力大了很多。”

　　针对以上发现，本研究进一步访谈了部分英语学科负责人和命题专家。受访专家基本也多数都为参与一线教学的资深教师，所以对于问卷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有着直观的感受。但是与此同时，受访专家也表示，虽然政策刚开始时，一年两考对教师工作量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增加，也会对原来教师们业已习惯的教学节奏进行打乱，导致大部分教师会感觉突兀，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慢慢适应和调整，大部分教师对于这项变化还是实现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调整适应的过渡，再加上学校整体在教学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上及时调整，目前大多数教师已经逐渐安排好了新的学习节奏。如某位命题专家（区级教研员）这样说“我们现在在课程安排上进行了调整和变化，原来几门主课在时间安排上比较平均，现在我们调整了教育时间分配，加大了高三第一学期的英语课比重，将目标也调整为补差和促优。”另一名市重点学校的学科负责人则提到，学校了解到高三学年一线教师对于一年两考的压力，也提出一些疏解的方案，如将两次考试的目的性体现出层级区别，考虑到该市级示范学校的学生整体英语水平已经比较高，将教学重点放在高一高二时加强对于英语基础的夯实，在高三高考一考时将目的主要设定为试手和积累实践经验，这样可以适当降低教师的压力感和焦虑感。　　

　　2.2 分析和讨论

　　Messick （1996）认为，如果一个考试没有充分测试应该测试的能力, 那么这个考试很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反拨作用。作为利害性等级极高的高考，担负着为高校选拔人才提供可靠依据的重任，但其中长久以来对于听说能力考核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英语教学中重笔头、轻口头的做法，因此无法有效衡量出考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随着这一轮高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如何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全面、综合地考核考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成为当今全国高考改革的重中之重。上海市作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试点省市，在外语高考试卷结构和考核方式上的重要改革探索举措之一便是增加听说测试。因此，本研究基于一项对高中教师的问卷调查，分析了上海市高考英语在听说测试方面的改革举措对于高中英语教学的反拨作用。

　　研究发现，整体看来，教师对于听说测试改革持肯定态度，评价较为正面。98.4%的教师对于新增加的听说测试非常关注，能够做到较为熟悉听说测试的题型设置、分数分配和评分标准。90.9%的教师认为加入听说测试后学校对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更加重视了，也增加了相应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来达到更有效培养学生听说能力的目的。比起低年级时候教师们对于学生听说基础能力的培养，在高三阶段的英语听说测试教学中，教师们更加关注的是应试技巧方面能力的培养。另外，教师们普遍对于《上海市高中英语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和《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等教学指导性文件中对于听说能力的要求都比较熟悉，为听说教学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质量保证。

　　实施听说测试对教学的影响方面，教师们在所有题项上的评价都是正面和积极的。除了在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时间分配等个别题项上得分稍低，其中大多数题项上都有超过70%的教师认同其正面影响，这说明听说测试的改革总体上还是非常受到高中教师的认可和肯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综合而言，绝大多数受访教师对上海市高考英语听说测试改革持肯定态度，认为对高中英语教学产生了良性和积极的引导作用；整体而言，郊区学校比中心城区学校更加重视听说测试的改革，而不同层次的学校间未发现显著差异。

　　针对一年两考的科学性及改革成效，对于英语教师、学科负责人和命题专家的问卷和访谈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教师（51.8%）认为一年两考有助于提升高考录取的科学性；有约46%的受访教师认为一年两考可以有助于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这也是契合了国家设置一年两考机制的初衷。有超过60%的受访教师认为两考设置间隔较为合理，两考的机会也可以为学生增加实战经验。但是研究也显示，一年两考实施伊始，许多教师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在教学安排与备考上显得较为被动，心理准备不足，对于教学进度与备考安排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反拨效应。如由于强烈的备考意识，部分教师认为打乱了英语教学的总体安排，导致学生准备不够充分，增加学生的负担与教师职业压力。同时两考的设置使得外语科目带来更加密集的授课任务，让许多教师陷入教学疲态，产生消极抱怨情绪，这是改革政策在推行前始料未及的。对此建议教学部门面对考试各个科目的教学进行更加合理的统筹安排，也应当根据实际教学反馈做出一定调整，以更好的发挥改革的预期反拨效益。　　

　　三、成果与影响

　　本课题的主要成果为公开发表论文三篇：

　　1.《外语高考听说测试改革的反拨作用研究》， 侯艳萍， 发表于2018年第5期《外语电化教学》(CSSCI)

　　2. 《英语专业四级阅读测试效度研究—以TEM4(2016)新大纲样题阅读任务为例》， 刘宝权 胡芳芳， 发表于2018年第1期《外语电化教学》(CSSCI)

　　3.《基于教师看法的高风险语言测试改革成效调查研究—以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为例》, 刘宝权，范劲松， 发表于2020年第2期《外语界》(CSSCI)

　　此三篇论文主要围绕高风险语言测试的反拨作用和改革成效进行调查，其研究策略、研究方法与手段对于国内语言测试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和可操作性。可以为进一步改进课程与教学设计、完善评估体系，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进行有益参考，同时也可为全国大规模全面推进高考改革提供反馈和参考。　　

　　四、改进与完善

　　本研究的不足与建议主要有如下几条：

　　1）研究对象层面上应广泛听取各利益主体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的不足是只局限在教师层面，未能涉及到其他相关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如：学生、家长、考试命题人员、考试组织人员、教育行政人员、教学管理人员、教材编写人员等诸多人员，尤其是缺乏有着最直接利益关系的考生主体的参与，因此，研究结果的全面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2) 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问卷调查加半结构性访谈的形式，未能考察教师的实际教学过程，从而未能形成完整的观测数据，这是本研究在研究手段上进行多角度验证的一项不足。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注重教师教学过程分析，深入探究英语高考改革对教学的反拨作用。

　　3） 考试机构应与教师加强交流和联系，将考试研发、改革理念有效传递给语言教师。考试机构实施重要考试改革前应通过各种形式将改革的宗旨、精神及相应举措告知教师，广泛听取教师意见。教师应通过提供考试改革反馈意见等方式积极参与考试改革，推动考试改革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4）教学部门应针对整体教学设置和教学计划进行更加合理的统筹安排，并根据实际教学反馈做出一定调整，切实将科学评价人才、促进教育公平、完善人才选拔机制落到实处，以更好的发挥改革的预期反拨效益。